先说一件笔者亲身经历的实事：去年，经熟人介绍，笔者给某官员千金做家教。合同期满后，除支付正常的劳务费之外，该官员非要送我一本《辞海》（缩印本）；得知我已有这本工具书后，他便从床底下拉出两个纸箱，打开，让我自选：均是崭新的书籍，有近百本之多，且不无重复者，如三卷本《辞海》就有两套，修订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则多达五本，除常见工具书外，更多的却是散文随笔系列以及武打言情小说等等。见此，笔者自然有些困惑，该官员则实话实说道：“都是过年时别人送给孩子的。”由于很熟，笔者即笑言：“送的人是看中您手上的权吧？”“这种人也有。但大多是亲戚朋友，我得还情的！”
由于有了这个经历，因此，笔者在读了尹学民先生的《过年送书好》（见《中华读书报》2000年1月19日第8版）一文后，便对文中的送书乃“新风尚”、送书“有利无弊”之说持有不同看法。
据笔者所知，早在1992年，便有一窝蜂的“压岁书”热，虽此后这种“热”渐趋冷却，但一直不曾冷至冰点；前述的近百本图书，即是某官员于1998、1999两年春节所收。这当能证明，送书并非什么“新风尚”！至于“有利无弊”，笔者以为过于绝对。即以前例而言，至少也存这样两“弊”：一是造成浪费，破坏了市场平衡——将近百册图书置于床下，其利用率显然为零，这是不是一种严重的浪费？如果你急用某种图书，去书店却求之不得（已被送礼者买走，正躺在某家床下），这是不是破坏了图书市场的平衡？一是为损公肥私乃至变相贿赂者提供了可乘之机——众所周知，书费可以报销；如此，会不会有钻营者用公款送书以联络私人感情、达到个人目的？又，送钱、送物有贿赂之嫌，而送书却不在违禁之列；如此，变相贿赂者会不会多买豪华本之类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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